已完结 认识珍的第四十二天，珍坠楼重伤，两天后在医院离世。
在那个简单的葬礼上，我又看到了那个男人，栗金色的头发，墨绿色的眼睛，一身黑色西装显得身形十分修长。
“你对她做了什么？”
他长时间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
我走到他面前，他抬眸看我，眼里有如同困兽面临绝境似的狠烈。
我想这两天一定有无数的人问过这个相似的问题，因为在8月4日晚，华尔道夫酒店三十七层的一间套房里，只有他和珍。
二十三点五十分，她从三十七楼坠落到十七楼的一个平台上，在那个时间点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他知道。
可是在接受警方调查时，他什么也不肯说。
警察认为是谋杀，并对他提出指控。
长达一分钟的沉默后，他终于认出我了。
他说：“你是她的心理治疗师。”
“是的。”
1
遇到珍妮周是在2020年的11月。
她是我的病人，同时也是全美正当红的华人明星。
初见她也是在那间被她形容为黄金鸟笼的华尔道夫酒店三十七层的套房里，整个两百多平米的房间，外墙全是玻璃构成，内墙挂着白色的薄窗帘。
当黑夜降临加州，盏盏浅金色的灯火依次亮起，我身处于此，总觉得这间房像是漂浮在加州上空被神秘星光笼罩的一颗水晶球。
无疑，珍是水晶球里最精致的洋娃娃。
珍身上有一种男孩子气，整个人亮晶晶的。她盘腿坐在墨灰色的卵形沙发上，朝我招手，身穿白色烟纱罗的吊带裙。
“我叫周滢。”她说。
因为是大明星，总以为她会很难伺候。我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病人，开朗活泼，亲切和蔼，愿意与我分享食物、衣服、待我如朋友。当然，事实的本质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她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药物和疾病蚕食着她的身体与精神。
她曾落寞的点一支烟，在云雾缭绕里麻木道：“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话了，我的生活里，只有工作，和他。”
那个 “he”咬字极重，带着深深恨意。
不久后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he”。
那样的见面方式实在不够美好，电梯打开，公寓里的气氛低到冰点。
我看到有个男人站在洗手间门前漫不经心的抽烟，他浅蓝色的衬衣浑身湿透， 珍带着哭腔的恳求声从洗手间里面传来，求他放她出去。
我扔下东西去拧洗手间的门锁，那个人很淡漠的走了。
珍出来以后，浑身湿透，细薄的皮肤冻成青紫色，血管清晰可见。
“别报警，刚才你看到的人是米勒贝克，对了，他也是你的雇主。”
米勒贝克，我知道的，怎么能不知道？
纽约的房地产大亨，以及珍的情人，他花重金捧红她，打造她，他们纠缠了八年。
是媒体形容每一段洛杉矶传奇背后都有一段肮脏交易的最好案例。
2
在洛杉矶，周围的人都叫她珍妮
一切始于2010年的那个夏天。
但我知道这个独属于周滢，完完整整，并非外界传的那么精彩，充满了苦闷却真实的故事，是在我初米勒的那个夜晚。
也就是2020年8月1日。
整整十年。
米勒离开后，珍一直抱着双膝窝在沙发上，不吃不喝，不睡，也不说话，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姿势。
我实在不忍心留她一个人，于是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陪她过夜。
直到很晚的时候，她的声音似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丽兹，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周滢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未满18岁。
只身一人远渡重洋，只是因为赌气。
15岁时，她的父亲生意失败，公司破产，一切处理完毕后他去了美国，想找机会东山再起。
临走前，他对周滢欲言又止，最后像每一个不知该如何安慰女儿的父亲，只是揉乱了她的马尾：“等情况好一点我就接你过去。”
只有一通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他再无音讯，直到高考结束，她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三年前，父亲破产的时候，父母早已经瞒着她离了婚，而她妈妈后来花了些和心思手段阻止父女俩保持联系，就为了独占女儿。
她母亲已决定去加拿大定居，让她和她一起去。
这个一向乖巧温顺的女孩竟在离开前偷偷退了机票，改签了一张最近时间直飞纽约的机票，并在登机前扔掉了电话卡。
在纽约待了两天，她又飞去了洛杉矶。
在洛杉矶，周围的人都叫她珍妮。
这样一个不到20岁，初来美国又懵懂的女孩子，每一天都可能是历险记。
偏偏她很幸运，遇到的人也都是好人。她从小就学跳舞，而且跳的很不错，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俱乐部里做伴舞。
在俱乐部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一个叫玛丽的女孩。
LA租房很贵，她跟着玛丽搬去她在西LA一个旧厂房改装的loft里，平摊房租、食物、有时候也分享快乐与烦恼。
在第二年，在马利布海滩沙滩音乐节上，她认识了一个大男生金。
他是第一年华人移民的孩子，是个善良又有趣的人，职业是导演助理。
金用宝丽来相机拍了很多珍的照片。
玛丽总是说金对她有意思，搞得每次珍见到金都很别扭。但是当时他们两个，的确有点暧昧，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的距离。
3
脱掉了第一件衣服，就会脱掉第二件，第三件……直到脱掉最后的尊严
那是她在美国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哪怕贫穷单薄。
到了2012年圣诞夜前夕，一切开始走向失控。
起先是玛丽的男朋友兰斯，用不知从那里搞到的枪打伤了一个白人富商，害怕进拘留所的兰斯被玛丽藏在他们的公寓里。
隔了两天，警察还是上门带走了兰斯。
警察上楼抓人时闹得声势浩大，引起了房东的不满，她不听任何解释，认为租住自己房子的男女形迹可疑，于是玛丽和珍赶了出去。
更糟糕的是，她们打工的俱乐部以裁减成本为借口，毫无原因解聘了她和玛丽。
俱乐部经理随手丢给她一张名片，用轻蔑的语气对她说：“这个地方报酬丰厚。”话音甫落，两个女孩便被保安驾着扔了出去。
珍和玛丽只能拖着箱子重新回到无人的大街上，两个人加起来手里只有十几美元，还不够开一间汽车旅馆。
那天晚上，珍和玛丽在地铁甬道里与流浪汉为伍，度过了漫长的一夜。
四周彻底岑寂下来，没有保释金保释兰斯，玛丽一直在哭，珍敏感而疲惫，还有一种难以启齿又微苦的滋味。
终于熬到天蒙蒙亮，珍借口说去打电话，顺便买早餐，与玛丽分开。
漫无目的的走了两个街口，抬头，楞了一下。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昨天赶走她们的正好跟眼前这家店的名字不谋而合。
她鬼迷了心窍，轻易的把手放在了门把上。
“不要推开门，你进去了，脱掉了第一件衣服，就会脱掉第二件，第三件……直到脱掉最后的尊严。”
她被背后的声音吓醒了，惊恐转身。
说话的人坐在一辆靠边停的黑色玛莎拉蒂里，一只手撑在车窗上，脸上则带着不太认真的浅笑看牢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