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与马、共天下”,就必须说到士族,而士族,又与“世家”紧密相连。
出生在罗马,与“出生是骡马”肯定不同。
有人说,士族一般都是豪强大地主。这种定性,是“局部的真理”。其实,魏晋时期衡量士族最重要的一条,是“累世业儒”,就是家族世世代代盛产知识分子,当官也一般都是文职,而且名望都很高。一旦你带过兵打过仗,真还就不太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甚至会成为一辈子、几辈子的“污点”。
有这样一个比较经典的故事:帝(晋武帝司马炎)尝与之(贵嫔胡芳)摴蒱,争矢,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
胡芳是曹魏车骑将军胡遵的孙女,西晋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算是武将世家女。司马炎在与胡玩游戏的时候伤了手,一生气,说胡是武将后代,一贯的逞强好胜、蛮不讲理。胡反唇相讥:“你爷爷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你不也是将种吗?”这句话打通关节就是“说别人干嘛,你们家血统里也有类似的因子。”
贵为皇帝的司马炎,惭愧地低下了头。吃了瘪,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对一个皇帝来说,不容易啊。
也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重文轻武”。这与统治阶级掌握受教育权密切相关。
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有条件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皓首穷经,以谋晋身之阶。他们重视名望气节、学识才能,希望“名震天下”。一旦成为名士,功名利禄会接踵而至。所以,想出人头地的,都努力学习,交接朋党,沽名钓誉。
当然,真正志向高洁的,不在此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了“名”,利不旋踵。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那个时期,不是虚言。琅玡王家的王祥,就是六十多岁当官,没过几年,就做到了太尉。
琅琊王家,累世业儒,从王祥的六世祖王吉开始,就有了“尚文”的家风。
王吉字子阳,年少好学,举孝廉,入朝为官,做过五经博士。王吉开创了《韩诗》王氏学,在《论语》研究上也卓有成效,汉书说他“兼通五经”,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
王吉为官时,家住长安。邻家枣树枝探入其院,王吉的妻子随意摘了几枚。王吉知道后,便将妻子赶走。邻家听说后,执意要把枣树砍掉。后几经周折,王吉才将妻子招回。
因此当时流传着“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的佳话。
讲究品德到了极其偏执的地步,让人都怀疑真伪了。
王吉之子王骏做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王骏之子王崇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
——经过王吉祖孙三代人的努力,琅琊王氏的家族地位开始上升,到西汉晚期,琅琊王氏已经成为上层世族。
王崇之子王遵在东汉时做过太中大夫。王遵之子王音,生了四个儿子——王谊、王浚、王典、王融。王融生有二子,长子王祥, 次子王览。
王祥、王览的从祖兄弟王雄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分别生了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和玄学领袖王衍,这两位也都位列三公,都做过司徒。再加上位列太保的王祥,琅琊王家,已经不得了了。
文化传承,是琅玡王氏的“累世之美”,也是其成为高级士族的必备条件。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曰:“琅琊王氏自汉谏议大夫王吉以下,更魏晋南北朝,一家正传六十二人,三公令仆五十余人,侍中八十人,吏部尚书二十五人。”历代史家一再称述琅琊王氏“簪缨不替”,“冠冕不替”,“世禄不替”,这与其家族风尚不无关系。